當前全球經濟增長乏力，但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，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成為經濟增長新引擎。生產要素是不斷演變的歷史范疇，土地和勞動力是農業經濟時代重要的生產要素。工業革命后，資本成為工業經濟時代重要的生產要素，并且衍生出管理、技術等生產要素。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，數據要素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。數據是新的生產要素，是基礎性資源和戰略性資源，也是重要生產力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《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提出，“健全勞動、資本、土地、知識、技術、管理、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、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”，首次將數據列為與勞動、資本、土地、知識、技術、管理并列的生產要素。中共中央、國務院發布的《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》進一步提出，加快培育數字要素市場，充分挖掘數據要素價值。為此，需要在了解生產要素演變規律的基礎上，認識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的重要意義，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，推動數據生產要素市場的有效發展。
生產要素是不斷演變的歷史范疇
從歷史演變的規律看，生產要素的具體形態隨著經濟發展不斷變遷。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，生產要素處在不斷再生、分化的過程中，每種生產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斷發生變化。一些在生產過程中占據重要作用的生產要素，在此后的生產過程中作用逐漸降低，而另一些在生產過程中只是起依附作用的生產要素，逐漸上升為具有決定地位的生產要素。
在農業經濟時代，經濟發展的決定性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，傳統農業經濟增長主要來源于勞動和土地這兩種生產要素的增加。雖然在傳統農業經濟中也有農耕工具等物質資本，但它們主要是由農民自己生產，因此在傳統農耕時代，資本并非重要的生產要素。
18世紀中葉，第一次工業革命拉開了人類社會工業化的序幕，使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了由傳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。第一次工業革命最重要的標志是蒸汽機的廣泛應用，“機械化”是其基本特征。在工業經濟時代，機器生產取代了人力。因此機器設備這一物質資本要素取代了土地和勞動，在工業生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，“資本”成為決定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生產要素。
19世紀下半葉，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發生了第二次工業革命，“電氣化”是其基本特征。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，企業家開始從普通工人中脫穎而出，“管理”和企業家才能對企業的盈虧起著日益重要的決定作用，“管理”在資本之外成為一個獨立的生產要素，對生產發展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。
二戰后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興起了第三次工業革命。這次工業革命涌現出信息、新材料、生物工程等一大批新技術。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，科技成果從資本要素中獨立出來并能有償轉讓，“技術”成為決定經濟發展的重要生產要素。
20世紀末期，數字革命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悄然興起。近年來，隨著大數據、人工智能、物聯網、云計算等新興技術的發展，數字要素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。與數據相關的新業態、新模式迅速崛起，它們為傳統經濟注入新動能的同時，也加速推動國民經濟越來越“數字化”，“數據”成為日益重要的生產要素。
數據要素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
數據要素作為數字經濟最核心的資源，具有可共享、可復制、可無限供給等特點，這些特點打破土地、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有限供給對經濟增長推動作用的制約。與土地、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相比，數據要素對推動經濟增長具有倍增效應。
降低經濟運行成本。數字要素市場可以通過降低搜尋成本、復制成本、交通運輸成本等降低經濟活動成本。數字要素市場有助于消費者更容易購買到符合自身偏好的商品，可以降低消費者搜尋成本。雖然數據生產的固定成本很高，但數字復制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，可以大大降低復制成本。數字經濟大幅度拉近商品供需雙方的距離，重塑本來受距離約束的經濟活動，大大節約了交通運輸成本。
提高經濟運行效率。數字經濟可以依托數字技術，從國民經濟運行到自然資源利用，從宏觀經濟運行到微觀企業管理，一切信息皆通過數字化技術，以數據形式實時傳輸與處理，從而大大提升經濟運行效率。
推動產業轉型升級。在數字技術不斷革新的基礎上，通過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的深度融合，促進企業在精準營銷、個性定制、智能制造等方面的創新能力不斷被激發，引起產業在生產模式、組織形態和價值分配領域發生全面變革，不斷提升產業鏈和價值鏈，從而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。
提升政府治理效能。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支撐，重塑政府信息化技術框架，構建大數據驅動的政府服務平臺，政府部門通過數據平臺履行公共服務、共享信息、輿情管理等職責，公共事件的事前預警、事中反應和事后處置等各個環節，均由數據和數據智能來提供高效服務，從而不斷提升政府治理效能。
數據的生產、加工和利用，不僅推動了經濟社會各領域加速變革，顛覆性地改變了人們生產和生活方式，還使自身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產業。統計顯示，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總體規模達到35萬億元，占GDP比重超過三分之一。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，數字平臺在降低疫情沖擊方面體現出獨特優勢，在物資流轉、復工復產、穩定就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，以在線辦公、醫療、教育、餐飲等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增長迅猛。比如，以互聯網醫療為代表的無接觸式醫療快速增長，疫情期間京東健康的日均在線問診量達到10萬人次，阿里健康每小時的咨詢量近3000人次。
加速釋放數據要素市場紅利
雖然我國數據要素市場發展迅速，但與土地、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不同的是，數據是一種新型生產要素，對于這一要素的市場化配置規律的認識仍處于探索期，在數據的產權界定、開放共享、信息安全、數字基建等方面都存在諸多有待探索的議題。培育發展數據要素市場，加速釋放數據要素市場紅利，要堅持政府引導和市場機制相結合，從以下方面著力推進：一是要明晰數據要素產權界定。目前，我國法律對數據產權的歸屬、類型和結構界定規則仍然比較模糊。要通過立法形式，從數據的收集、挖掘、利用、共享和交易等環節對數據產權進行認定，加快制定數據產權界定的實施細則和辦法。二是要提升數據開放共享水平。要加快打造政府經濟治理基礎數據庫，著力解決各機構、各區域條塊分割問題，形成數據要素市場建設合力，實現區域間和機構間共享數據要素。三是要強化數據信息安全。海量數據在收集、存儲、流轉和利用過程中，容易受到非法勢力攻擊和竊取，造成數據泄密。要積極研發和推廣防泄露、防竊取等大數據保護技術，制定數據隱私保護制度和安全審查制度，完善數據分類分級安全保護制度。四是要著力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。加快5G網絡基站、大數據中心、工業互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，同時加大對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力度。
（作者系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教授、福建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，文章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〔17BJL086〕階段性成果）
